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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惟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——白居易

2018-04-12 09:46:57  渭南市新闻信息中心  

       白居易,字乐天,又称“香山居士”。今渭南市临渭区人。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(772),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(846)。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,著名政治活动家,世界历史文化名人。白居易一生经历了代宗、德宗、顺宗等八位皇帝,前后历官二十任。他一生信奉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处世原则,官场上不为权贵所屈,不为党争所累,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品行。在京城为言官,他是诤臣;在地方主政,他是亲民爱民的清官。
       据史料记载,从白居易的曾祖父白温起,迁家至华州下邽县下邑里(今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)。代宗大历七年(772),白居易生于其父白季庚为官的郑州新郑县(今河南省新郑县)。
        白居易的祖父白锽、父亲白季庚均长于文章,都担任过地方基层官员,又同为明经出身。出生于“世敦儒业”这样的家庭,对于白居易后来成长和在文学上的巨大建树影响极大。
        白居易自幼聪慧颖悟过人。他在《与元九书》中说:“仆始生六七月时,乳母抱弄于书屏下,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,仆虽口未能言,心已默识。后有问此二字者,虽百十其试,而指之不差……及五六岁,便学为诗,九岁谙识声韵”。
        少年时代的白居易,正处在唐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败的时期,政治腐败,党争激烈,藩镇割据,战乱频繁,社会矛盾日益激化。此间,白居易一直因避难游于越中(今浙江一带),生活困顿劳苦。
        16岁时,白居易跟随叔父白季康来到苏州,以自己的诗文进谒当时著名诗人顾况。顾况自恃有才,喜欢戏谑,因此被贬离长安。他一看到“白居易”三个字,忍不住戏谑说:“长安米贵,‘居’大不‘易’啊!”当他读到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佳句时,便改口说:“有才如此,居亦不难。”
        17岁时,白居易离开苏州,随父亲白季庚来到衢州(今浙江省衢州市)。他在父亲的教导下,诗艺更加成熟。一次,白季庚得到一幅古画,内容为王昭君出塞的故事。白居易看后,即赋诗两首,其一是:“满面胡沙满鬓风,眉销残黛脸销红。愁苦辛勤憔悴尽,如何却似画图中。”其二是:“汉使却回凭寄语,黄金何日赎蛾眉?君王若问妾颜色,莫道不如宫里时。”年仅17岁的白居易,就能准确体会到这桩历史故事中主人公的心理和感情,并能用简练和形象的诗句把它表达出来,初步展现了他的早慧以及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潜力和才华。
         德宗贞元七年(791),北方的战事渐告平息。白居易因思母心切,告别父亲,回到阔别数年的符离(今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集)。此间,白居易学习更加用功,“昼课赋,夜课书,兼又课诗,不遑寝息矣”,甚至念书至“口舌成疮”,写字写得“手肘成胝”。
        贞元十六年(800),白居易进士及第,欣喜异常,诗兴大发,写诗道“慈恩塔下题名处,十七人中最少年”,足见其心情之快慰。贞元十九年(803),白居易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之职,由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。
面对官场中争名夺利、嫉妒、献媚的现象,官小位卑的白居易,忧郁之余,只能发些“此生知负少年春,不展愁眉欲三十”的感叹罢了。宪宗元和元年(806),任职盩厔(今陕西省周至县)县尉,得以结识陈鸿、王质夫等文人,每日一道游山玩水、饮酒赋诗,颇感惬意,创作出了千古名诗《长恨歌》。
元和二年(807),白居易被授翰林学士。次年任皇帝谏官左拾遗。他恪尽职守,“食不知味,寝不遑安”,“有阙必规,有违必谏”,对朝政、显官不当的地方都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。这年九月,不恤百姓疾苦、唯务差税,对淮南百姓“百计侵削”的贪官、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,谋求宰相之位。由于白居易的鼎力反对,终使王锷的企图落空。
        元和五年(810),白居易左拾遗任满应当改任。因他做谏官时每每直言上书,言辞激烈,宪宗多有不悦,暗喻崔群“使求自便”。白居易不得已上《陈情状》,以“臣母多病,臣家素贫”为名请求改授京兆府判司,结果授京兆府户曹参军,被逐出近臣之列。三年的谏官生活,使白居易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奸诈和腐败。他最富于人民性的“救济人病,稗补时阙”的讽喻诗都是写于此时。
        元和六年(811)四月,白居易母亲陈氏病逝长安。白居易遵礼丁忧,辞去官职,率家人扶灵柩回到下邽故里。十年的宦途生活,使白居易颇感身心疲惫。他决定留在故乡过一段清静自由的生活。从此他每日与农民穿着一样的布衣,吃着一样的蔬食,清晨黄昏都到渭水边上去散步。有时携带钓竿、书册在渭水边垂钓、读书。白居易退居渭村三年多,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农村的社会实际,切身感受农民的生活艰难和沉重负担。
        元和九年(814),白居易丁忧期满,任职左赞善大夫,专司陪伴太子读书。第二年,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密派中岳寺僧人,刺杀了宰相武元衡。白居易即刻上疏请捕杀刺客。白居易的忠直敢言,早已使朝廷一些权贵怀恨在心,于是他们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越位上书与法制不合,唐宪宗听信谗言,便把白居易贬为江州(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)刺史。王涯复上疏污蔑白居易的母亲,因看花堕井而死,而白居易作《赏花》、《新井》诗有伤名教,不宜治郡,宪宗便再将他贬为江州司马。白居易无奈,感慨道:“是非不由己,祸患安可防!”
        元和十二年(817),淮西叛乱,宪宗下诏“停岁仗”(免去新年朝贺仪式)。白居易闻讯,作诗“闻停岁仗轸皇情,应为淮西寇未平……愚计忽思飞短檄,  狂心便欲请长缨”。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、忧国之情。江州三年,白居易写了很多诗,著名的《琵琶行》便作于此时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,反映了诗人此时此刻悲愁凄凉的处境。
         元和十三年(818),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转任忠州(治所在今重庆市忠县)刺史。他为能离开当时郁闷的环境感到高兴,不禁赋诗“忠州好恶何须问,鸟得辞笼不择林”。次年春,白居易从浔阳出发赴忠州,经夏口、岳阳、巫山、巴东等地,每经一处,必写诗咏叹,一路上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。唐代的忠州偏远封闭,四面俱山,市井萧条,荒凉落后,忠州城筑在山腰上。白居易到忠州后,制定了三年施政计划,做了不少实事。最突出的是大规模绿化了城东山坡,“持钱买花树,城东坡上栽。但购有花者,不限桃杏梅。百果参杂种,千枝次第开”。“野性爱栽植,植柳水中坻。乘春持斧斫,裁截而树之……无根亦可活,成阴况非迟”。当他离开忠州时,东坡已经“绿荫斜景转,芳气微风度”了。
         元和十五年(820),穆宗即位。白居易自忠州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,不久,升为主客郎中知制诰。这时,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任拾遗官。这种兄弟同列近臣是很难得的荣耀。“唯求杀身地,相誓答恩光”,白居易感到荣耀的同时,也想到效忠国家的责任。
        穆宗长庆二年(822),白居易任杭州刺史。杭州为当时著名经济都会,山清水秀。白居易每日“凌晨亲政事,向晚恣游遨”,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。最堪称道的是治理西湖,增筑堤防,拦蓄湖水,使沿湖庄稼免于旱涝,减轻百姓负担。为了确保堤防安全和蓄水泄洪及时,白居易亲自草拟了《钱塘江石记》,就用水量、用水程序、管理办法、湖堤维修保护及泄洪要求都作出明确规定,使湖水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利用。人们感念他的功绩,便把湖上的白沙堤叫做“白公堤”。两年以后,当白居易调离杭州时,百姓沿河而立,拦路相送,难舍难分,不肯离去。
        敬宗宝历元年(825),白居易改任苏州刺史。任职期间,白居易修建了从阊门到虎丘的道路,以利游人,即后来的山塘路,又称白公堤。堤下是一道宽渠,直通运河。渠至虎丘,又绕山麓一周。白居易又在堤上和渠里,栽种桃、李、莲、荷数千株,使这一地方的环境大为改观。春夏秋三季,红男绿女,游人如织。所谓“自开山寺路,水陆往来频。银勒牵骄马,花船载丽人”。次年九月,白居易因眼疾去职。临行之时,人们依依不舍,伴行了十多里,正是“青紫行将吏,斑白列黎氓。一时临水拜,十里随舟行”。由此可见,白居易深得苏州百姓的爱戴。
        文宗太和二年(828),白居易从洛阳返回长安,任刑部侍郎。这时李宗闵、李德裕朋党事起,互相倾轧,朝升暮黜。白居易的妻子是李宗闵一党杨颖士的堂妹,担心自己被卷进朋党之中,便从“独善其身,知足保和”考虑,称病东归洛阳。
        文宗太和五年(831),白居易被诏为河南尹。此时他实在无意做官。七月,白居易的密友元稹去世,他闻讣之后,悲痛不堪,特撰《祭元微之文》,以寄托哀思。元稹、白居易二人作为诗友,相交相知30年,唱和的诗篇有900首之多。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给后代文学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,“元白体”成了我国文学史上“通俗诗派”的一面最早的旗帜。
        从太和七年(833)起,白居易历任太子宾客分司、太子少傅等官,事务清闲,心情亦很冷淡。这时他曾仿效陶渊明的《五柳先生传》,作了一篇《醉吟先生传》,历述他放浪于诗酒之间的生涯,从此便自号为“醉吟先生”了。
        武宗会昌二年(842),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。从此,白居易离开宦界,在洛阳过着悠闲的生活。有诗云:“人言世事何时了,我是人间事了人”。整日寄情于山水泉石、参禅礼佛,“栖心释梵,浪迹老庄”。
        武宗会昌四年(844),白居易73岁。他一生为官30多年,清廉自守,积俸无多。尽管如此,这年却自己出资为洛阳民众办了一件大事。洛阳龙门潭的南面,有一段水路,叫做“八节滩”、“九峭石”,是一些天然的石滩,往来船只经过这里,常常触石遇险。寒冬天,船夫也要赤足下水去推拉渡筏,常常“饥冻有声,闻于终夜”。于是他自己出资开凿了龙门石滩。完工之日,白居易赋诗抒怀: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七十三翁旦暮身,誓开险路作通津。
        夜舟过此无倾覆,朝胫从今免苦辛。
        十里叱滩变河汉,八寒阴狱化阳春。
         我身虽殁心长在,暗施慈悲与后人。
        可见,晚年的白居易仍壮心不已,心系苍生,尽力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。
        武宗会昌五年(845),白居易74岁,与同时在洛阳的六位年逾七旬的朋友,组织了一个“七老会”。后又加入了僧人如满及李元爽,号称“九老图”。每日饮酒赋诗,高谈阔论,《七老会诗》、《九老图诗》等诗篇,记录了他们赋诗谈论的情景,成为我国古代文坛佳话。
        武宗会昌六年(846)八月,白居易卧病不起,不久去世,时年75岁。葬于洛阳龙门。
        作为诗人,白居易一生勤奋笔耕60年,创作了大量的诗文,晚年自编了《白氏文集》,75卷,收录诗文共计3840首(篇),现存71卷,诗文共计3484首(篇),在我国诗坛上可谓前无古人。他提出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的文学主张,即诗歌一定要从形式主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,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现实,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还提出诗歌应该“为君、为臣、为民、为物、为事而作,不为文而作”的主张,并把自己的诗划分为“讽喻、闲适、感伤、杂律”四类,而最看重“讽喻”诗。这些最具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“讽喻”诗,其中包括《秦中吟》、《新乐府》等170多首,题材广泛,锋芒毕露,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,曾经使“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”,“执政柄者扼腕”,“握军要者切齿”,艺术地再现了唐朝中后期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。
         白居易诗歌中最为读者喜爱的要推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二首长诗。《长恨歌》是诗人35岁任周至县尉时写的,主要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。由于作者所处时代及阶级的局限,因而诗的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,既有讽刺,又有同情。从全诗来看,前半是长恨之因,后半作者用充满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。但在同情中暗含讽意。但是,我们应该承认,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,读者往往深爱其“风情”,而忘记了“鉴戒”。《长恨歌》前半写实,后半则用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,人物形象生动,语言优美,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,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。
       《琵琶行》是白居易被贬江州时写的,感伤意味虽较重,但更富于现实意义。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,“门前冷落车马稀,老大嫁作商人妇”,反映了当时歌妓共同的悲惨命运。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,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遭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——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。全诗表明诗人善于运用细节,构成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以及给读者以生动鲜明感的艺术手法。和《长恨歌》相比,《琵琶行》更显示了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。
        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,除了以上论到的《秦中吟》、《新乐府》等“讽喻”诗及两首七言歌行名篇最为读者注意外,其他古近体诗数量还很多。那些诗从其内容言,大致不外乎感伤和闲适两方面生活情绪的抒写。诗人自贬江州后,一变自己早年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,一味独善其身,知足保和,诗风也随之而迥异。以往那种干预时政的尖锐笔锋,全都收敛起来。吟咏所及,不越个人的生活景况及情绪,和与朋友交流情感的酬唱,以及山川胜迹的观游。在诗人的这类创作中,人们可具悉诗人一生的经历和体现在诗中的情绪。这些虽都是从其生活实感中来,但由于所咏的生活内容都很凡近,意境不免有所局限,因而颇乏高远思致。
        总之,白居易的具有高度人民性的诗歌创作独具特色,“惟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的创作目的,广泛的内容、明确的主题、清新的风格、质朴的语言以及客观的描绘与警语式的说理相结合的表现形式,乃是白居易诗歌创作极为鲜明的一个特征。他的诗歌在当时影响深远,在两都、六宫、八方乃至于海外近邻各国无不传唱,士庶、僧徒、孀妇、歌妓无不咏歌,乡校、佛寺、旅驿、行舟无不传抄。特别是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两首长诗流传得就更为广远,所谓“童子解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琵琶篇”。这两首长诗不但在当时不胫而走,传遍天下,就是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显著的影响。如“元曲”中的《梧桐雨》、《青衫泪》,清戏曲中的《长生殿》等等,都是在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。白居易的作品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“通俗派的一面鲜明的旗帜”。他虽然去世1000多年了,但是他那伟大不朽的忧国爱民的光辉诗篇,高尚的人格品质,精神风范,名扬四海,永垂不朽,为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所折服和赞叹,为全世界人民所敬仰。

编辑:睿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