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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尸谏”殉国——王鼎(之二)

2018-04-11 11:06:28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道光二十一年(1841)六月,黄河在祥符(今河南开封市)附近决口,淹及5府23州县。七月,王鼎奉命前往督办治黄事务,并以林则徐富有治河经验,荐留林襄办河工,幸得允准。初到祥符,大水茫茫,城墙危急。他亲自率兵卒日夜巡护,始保无恙。一些官吏不思治河,借口水势太大,建议迁祥符府治,“以避其冲”。王鼎上疏,据理力争,说“自古无任黄水横流南趋之理”,并以74岁高龄向朝廷立下治河军令状,若“冬春之交”,不能完工,“愿执其咎”。
        水患当前,而河署人员却生活奢侈,进食仍有燕窝。王鼎生气地说:“食以充腹,吃这干什么!”却之不用。并且告诫河督巡抚,要彻底戒除奢侈,杜绝浪费。隆冬季节,河署人员穿着紫貂猞猁,犹畏严寒,不愿到工地。王鼎年逾古稀,却穿着羊皮衣裳,每天天不明就来到工地,晚上才回,饥饿时就购买民夫的食物充饥。随员们劝他说:“你这么大年纪了,何必这样苛刻自己呢?”王鼎叹口气说:“这么浩大的工程,这些民工整天光着脚奔波于风雪水土之中,而他们的衣食怎能比得上我们。当今西方各国正在伺机侵犯边疆,皇帝在宫中寝食不安,战士在海上日夜警戒,大臣们怎能贪图安逸呢!”王鼎以身作则的言行传到民工中,深受感动,劳动热情空前高涨,功效成倍提高。大堤合龙的日期快到了,但决口水深十数丈,引河高于决口,水不能泄,有人主张改期合龙,王鼎不同意,说:“不合龙,水口就是我的死所!”并移坐水口日夜督工,风餐露宿,八个昼夜未回寓所,以至积劳成疾。次年二月初八,大堤按期合龙,“引河亦通畅东注,全黄悉归故道”。数十年后,“豫皖之民,至今德之”。工期仅用了6个月,省银600两,其“财用之节,成功之速,前此未有也”。王鼎因治黄尽心尽力,经理得宜,赏加太子太师衔。
        从道光十一年(1831)起,西方列强,特别是英国,加紧对中国的侵略,把大量鸦片销往中国,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,并使白银大量外流。道光十八年(1838),湖广总督林则徐数次上奏,驳斥弛禁谬论,申明严禁主张。王鼎力主禁烟,在禁烟运动中是一位居于特殊地位,有着特殊贡献的重要人物。同年九月,王鼎同各大学士拟定了禁烟章程。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,道光皇帝八次召见林则徐,商讨禁烟方略,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,奉命赴广州查禁鸦片。行前,王鼎专门设晚宴践行,勉励他为国除弊。林则徐“同时两荩臣,悲歌向苍昊”的诗句,表达了两人的深厚友谊和忧国忧民的心情。
       道光二十年(1840)鸦片战争爆发,道光皇帝在内外压力下转变禁烟立场。九月,林则徐、邓廷桢被革职,由钦差大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。王鼎力保林则徐,“至以死生就争之”,但终归无效。次年四、五月,邓廷桢、林则徐相继被“发往伊犁效力赎罪”。琦善一心议和,撤除海防工事,解散壮勇,致使英军占领香港、虎门,水师提督关天培等战死,琦善被革职解交刑部,王鼎参与审理,以“守备不设,失陷城塞”罪,判处斩监候,待秋审后处决。此时,恰逢黄河在祥符决口。王鼎保举林则徐与自己同治水患,以便其治水立功,被重新启用。因此,在奏报河工进度时,特意另奏:“林则徐襄办河工,深资得力。”治河工程告竣,王鼎料朝廷会论功行赏,林则徐的“罪行”可借此大事化小,在庆贺工程竣工的宴会上,王鼎高兴地请林则徐居首座,一起开怀痛饮。忽传谕旨到,谕曰:“林则徐于合龙后,着仍往伊犁。”对此,林则徐似乎有精神准备,而王鼎却甚感意外,气愤难平,决心返京后继续抗争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)二月,当林则徐登上戍途时,王鼎挥泪送别。林则徐也感慨万千,赋诗二首相赠,一面劝慰王鼎:“元老忧时鬓已霜”,“休为羁臣怅荷戈”;同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寄予期望:“塞马未堪论得失,相公切莫涕滂沱”;“公身幸保千钧重,宝剑还期赐尚方”。
        王鼎回朝后,正值清军屡次被英军所败,投降派在朝廷占了上风。正月底,朝廷派耆英、伊里布赴浙江求和。王鼎不顾年老体弱多病,放弃休假,坚持上朝议事,力主抗英,反对议和,每当“语及议和,公垂泪操秦音争之强”。他强调一味对敌主和,迁就让步,只能助长其侵略气焰;如果订立割地赔款条约,不仅国家损失惨重,且有失天朝大国尊严;如果恶例轻开,其他各国纷纷效尤,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多次向皇帝“力荐林则徐之贤”,强调林则徐人才难得,应得到重用。同时,王鼎还主张严惩投降派的罪魁祸首穆彰阿和琦善。文华殿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协办大学士、直隶总督琦善,均系满人,亦是道光帝亲信。他们把持朝政,力主妥协议和。王鼎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,置个人安危于度外,和穆彰阿面对面斗争,痛斥其诬陷林则徐、包庇琦善、颠倒是非的丑恶行径,揭露其破坏禁烟,妥协让步、不思抵抗、欺上瞒下、误国害民的罪行。有时,王鼎也顾不得皇帝尊严,在道光皇帝和众大臣面前,对穆彰阿“辄厉声诟骂”,“盛气诘责”,“斥为秦桧、严嵩”。对王鼎义正辞严的无情揭露和怒骂,“穆相笑而避之”,“默然不与辩”,消极对抗。有时,道光皇帝不得不出面调解,借口“卿醉矣”,命人将王鼎强行搀扶下去。退朝后,王鼎还常“抚案不食,断断辩府中,愤发大骂”。这时的道光皇帝已完全倒向投降派一边,对王鼎“亦稍稍厌之”,对他的忠谏听不进去,甚至一些重大决策,也“不必令王鼎知之”。
         四月二十九日王鼎最后一次上朝,仍力保林则徐、邓廷桢等人,道光皇帝有意把话岔开,说王鼎病体未愈,可多调养数日,何必如此着急。王鼎不顾,继续申述自己的意见。道光皇帝不悦,起立欲去。情急之下,王鼎拽住道光皇帝的龙袍大声说:“皇上不杀琦善,无以对天下;老臣知而不言,无以对先帝。”道光皇帝恼怒,拂衣而去。
        第二天上朝时,皇帝不再召见王鼎。王鼎欲与穆彰阿继续辩论,但久等无果。回寓所后,深感无力回天,气愤难平,遂决定效法春秋卫灵公时史鱼“尸谏”的做法,以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抗争。四月三十日晚,他写好遗疏,其中有“条约不可轻许,恶例不可先开,穆不可用,林不可弃”等语。揣于怀中,自缢于圆明园寓邸。
        王鼎之“尸谏”,引起了京师各界的震动和关注,投降派也为之惶恐不已,忙“悚以危词”,恫吓其家眷,“易取遗疏原草”等卑劣手法,达到“以暴疾闻”的目的,来混淆视听。
       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,王鼎慷慨赴死,以警示世人,丹心昭昭,堪为千古诤臣。随后,王鼎被晋赠太保,入祀贤良祠,谥号“文恪”。后道光皇帝又谕赐恤文、祭文、碑文,隆重祭奠,并将王鼎之大学士位空缺,长达三年,以示笃念之意。
        林则徐自祥符与王鼎分别,起程西行,当年四、五月间到达西安,因安置家眷、治疗疟疾等原因,在西安停留两月有余。期间获悉王鼎“尸谏”噩耗,十分震惊和悲痛,“伤心知己千行泪”,写下悼诗、挽联,寄托哀思。盛赞王鼎“廿载枢机赞画深,独悲时事泪难禁”;“身后被谁焚谏草”,“尸谏谁闻古荩臣”。道光二十六年(1846)七月,林则徐接任陕西巡抚,十二月专程赴蒲城为王鼎守心丧。在蒲城期间,林则徐瞻仰王鼎故居“相国府”,拜望师母孟老夫人,亲到王鼎墓前祭奠,并留下很多墨宝。
       王鼎尸谏一事,“清史不书,墓志不述”。对此,时人祁雋藻愤然写道:“史传不能载,孤愤盈万口。直哉史鱼节,纯臣心可剖。”
       王鼎长期为官在外,很少回乡,但对乡梓教育等公益事业却非常关心,多次给尧山书院捐款,又两次捐银千余两,倡办义学,免费让贫困儿童就学。为了预防灾荒,他还省吃俭用,多次带头捐款,创办义仓,置办义田,并请持重可靠之人主持办理。一次,在家主持家务的四弟对地方捐款稍有犹豫,王鼎立即写信开导、批评:“我家桑梓之谊,如何可以漠视,且前此业已书写,断无中止之理,兄京况原非有余,亦不敢不勉耳!弟当毅然行之……万勿游移食言。”
        王鼎持家甚严,一再写信告诫四弟定要低调处事做人,他说,“吾弟在家务要自守,地方间事万不可管,公事更不可沾,公门更万万不可入”。道光十五年(1835),68岁的王鼎官至协办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,儿子王沆自京回陕参加乡试,他惟恐儿子利用自己的地位拉关系,一再嘱咐并捎书告诫:“至省城时勿见客,尤不可见官长,更嘱董桂(随从家人)勿在街上行走,力杜嫌疑,以正身持,是为至要。”在吏治腐败的清朝中晚期,王鼎律己持家之严,实属难能可贵。
         纵观王鼎一生,刚直不阿,疾恶如仇,忧国忧民,以天下为己任。在内忧外患频至的清朝中期,王鼎更是以生命为代价演出了一幕慷慨悲壮的悲剧。他的人品、志操和爱国事迹,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纪念。

 

编辑:睿妮